1994年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座位排列图（张希臣/供图）

文 |刘畅

“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涉及方面多且无定论。”“这个话题看似不起眼，但确实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大问题。”“应该有个同业组织召集各大乐团指挥领头人，研讨并制定出规范。”……

让被采访的专家们上心的这个话题，就是民族管弦乐队各乐器声部的位置排放问题。不像西方交响乐团那样整齐化一有标准，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目前位置排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。而一个大型民族乐团在舞台上，各个声部的声音传到观众席的远与近、强与弱、柔与刚；哪个声部需要突出，哪个需要削弱；舞台观感以及音响上怎样才更加有融合感、平衡感、和谐感等，都与乐器的位置排放密切相关。乐器排放可以说是对乐队整体音响效果起到关键作用。在此，有没有必要提出一些要求，对民族管弦乐队定出一套或几套可选择的规范标准呢？

成型

上世纪90年代中西结合

民族器乐开启管弦乐队模式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。

“民族管弦乐团是模仿西洋管弦乐团的形式，以合奏来演奏多声部音乐为主的乐队形式。”指挥杨春林如是说。前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家、北京银海民族管弦乐团指挥张希臣回忆：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自1953年成立后就一直在对乐队座位进行调整。初期基本延续了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的座法；后来随着乐器的改良，乐器品种的增加，乐队音响效果更加丰富有层次。另一方面，民乐指挥家彭修文在创作上也对民族乐队有更多的要求，需要通过扩大编制等方式来达到更好的作品效果，塑造并展现民族管弦乐队的艺术风格。在经过多次调整各声部的位置，并现场试验、录音实践验证后，当时大家认为还是达到了比较好的音响效果。这种排列形式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。（见文首示意图）

1989年，彭修文携中国广播民乐团受委托拍摄了电影《民族管弦乐队指南》，展示了民族管弦乐队的座次排位音响等诸多方面的成果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各民族乐团都延续着这样的，既借鉴西方又符合中国乐器发声原理的座次排位。《指南》中演奏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《瑶族舞曲》等乐曲，其声部层次之清晰，乐队声响之融合，至今仍被广大民乐人奉为经典。

发展

民乐队呈现多元化格局

香港中乐团

改变，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。

2001年，香港中乐团首次把弦乐器组全部排在前面，将弹拨乐后置。此后又有国家级大型民乐团同样采取了这样的排法，这一做法成为当时民乐界轰动一时的大事。有叫好的，认为弦乐干净醇厚的声音终于凸显出来了；也有质疑的声音，质疑聚焦于弹拨乐的排放位置。

中国民族乐器常用的弹拨乐有7种之多，是中国音乐最有特点的族群，也是西方乐队没有的最大特色。有人认为，将弹拨乐放在后面，弹拨的噪音是削弱了，但是中国乐器独特的声音色彩也同时被削弱了。此外，还有强大的管乐群体等，排在哪个位置才能使乐队发出更饱满更和谐的声音，一直以来都是创新者们殚精毕思的问题。

争议也好，叫好也罢，民乐团的座次排位一旦挣脱了固有的模式，就呈现出五花八门，争相创新变革的局面，有的乐团甚至在不长的时间内尝试过几种排法。有的把扬琴放在箜篌前面；有的指挥右手边完全是西洋乐器大提琴，或者将中音声部的中胡放到弦乐最后边；为了避免唢呐面对观众吹，有的甚至将唢呐放在指挥右边……不一而足。

和谐的声音固然好，但是在一些指挥看来，和谐就意味着失去个性，因此追求个性的声音成为改变排位的又一动因。再有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乐队人员的急速扩大。民乐团从原来的五六十人，发展到目前的一百多人，高胡从原来的一两把，扩充至目前通常的十把以上，加上十余把二胡，致使弦乐声部只能排在指挥的左右两侧。声部不全的乐队也需要指挥临时动议随机排放乐器。这些都构成了民乐队目前各执一辞、花样百出的多元化局面。

思考

民乐队排位需认真探讨

无论是坚守传统的，还是锐意创新的，笔者所采访的专家众口一词：是该认真探讨民族乐团排位的标准化问题了。对当今的民乐队座次排位应该有如当年彭修文那样，来一个深入的研讨、规划，甚至是更加科学的测试、计算，使之规范化，为民乐走向更宽广的领域打下基础。